一、引言

資源型城市長期以礦產資源開采、重化工業為主導，在保障能源與原材料供給的也積累了采空塌陷、水土污染、生態破碎化等結構性生態環境問題。綠色轉型要求城市發展從“先生產后治理”轉向“保護優先、預防為主、綜合治理”，而生態環境監測與治理正是實現這一轉向的基礎支撐：監測回答“現狀如何、變化何在”，治理回答“問題何在、如何修復”。本報告從綠色轉型視角出發，系統梳理資源型城市生態環境監測與治理的現狀、問題與對策。

二、綠色轉型對生態環境監測與治理的新要求

（一）從末端監測走向全過程監管。綠色轉型強調源頭防控，要求監測覆蓋資源開采、加工、運輸、廢棄全過程，形成“污染源—傳輸路徑—受體”全鏈條數據。

（二）從單項指標走向系統耦合。資源型城市生態問題具有復合性，需統籌大氣、水、土壤、生態、碳排放等多要素，開展耦合分析與協同治理。

（三）從被動響應走向預警決策。依托監測數據構建預警模型，實現生態風險早發現、早處置，并為國土空間修復、產業布局調整提供決策依據。

（四）從政府主導走向多元共治。綠色轉型要求企業落實主體責任、公眾參與監督，監測數據公開與治理績效評估成為必要環節。

三、資源型城市生態環境監測現狀與主要問題

（一）監測網絡覆蓋不足。部分城市監測站點集中于城區，礦山、尾礦庫、采空區、沉陷區等關鍵區域布點稀疏，地下水和土壤監測能力薄弱。

（二）監測要素協同不夠。大氣、水、土壤、生態等監測分屬不同部門，數據標準與時段不統一，難以支撐復合污染與生態效應的關聯分析。

（三）監測手段相對單一。以常規人工采樣和固定站為主，遙感、無人機、在線傳感、大數據分析應用不足，對采動影響、地表形變等特色問題的動態感知能力有限。

（四）數據共享與公開不足。數據壁壘依然存在，監測結果對治理決策的支撐轉化不夠，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有限。

四、資源型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現狀與主要問題

（一）治理模式偏末端。歷史遺留礦山修復、污染場地治理多屬“補歷史欠賬”，源頭防控和過程管控機制尚不健全。

（二）治理技術適配性不足。資源型城市地質條件復雜，塌陷區治理、尾礦資源化、酸性礦山廢水處理等需專門技術，通用方案易出現成本高、效果不穩定問題。

（三）治理資金與責任機制不完善。歷史遺留問題責任主體不清，治理投入依賴財政，市場化修復機制和社會資本參與不足。

（四）治理績效評估薄弱。缺乏以監測數據為依據的治理效果評估體系，修復工程“重實施、輕評估”，難以形成閉環管理。

五、監測與治理協同推進的重點任務

（一）構建“天空地一體化”監測網絡。加密礦山、尾礦庫、沉陷區、飲用水源地等敏感區域監測站點，融合衛星遙感、無人機巡查與地面在線監測，提升地表形變、植被覆蓋、水質變化的動態感知能力。

（二）建立生態環境綜合數據庫與預警平臺。統一數據標準，整合多部門監測信息，構建生態風險預警模型，實現污染溯源、趨勢研判和應急響應的聯動。

（三）實施分類分區治理。按采空塌陷區、尾礦庫、污染場地、流域水系等類型制定差異化治理方案，推行“監測—診斷—治理—評估”閉環模式，優先解決飲用水安全和地質災害隱患。

（四）推動治理與產業轉型聯動。將生態修復與新能源、生態旅游、特色農業等綠色產業布局銜接，探索尾礦、廢石資源化利用，實現治理投入向發展動能轉化。

（五）健全資金與責任保障機制。厘清歷史遺留問題責任，建立政府引導、企業主體、社會參與的多元化投入機制，推行治理績效與資金撥付掛鉤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強化制度統籌。將監測與治理納入城市綠色轉型規劃，明確部門職責與協同流程，避免條塊分割。

（二）提升技術能力。加強與科研機構合作，開展礦山生態修復、污染場地治理等適用技術研發與示范推廣，培養本地化監測治理隊伍。

（三）推進數據公開與社會參與。依法公開監測信息與治理進展，建立公眾參與和監督渠道，提升治理公信力。

（四）完善評估考核。以監測數據為基礎建立生態環境治理績效評估指標體系，將評估結果納入政府績效考核和企業環境信用評價。

七、

資源型城市的綠色轉型，本質上是發展方式與生態關系的重構。生態環境監測與治理既是診斷工具，也是修復手段，更應成為轉型決策的依據。唯有堅持監測先行、治理協同、機制保障，才能推動資源型城市從“生態欠賬”走向“生態增值”，實現經濟效益、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。